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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哈佛重新认识中国

    帖子创建时间:  2020年11月24日 16:25 评论:0 浏览: 54 投稿

     在哈佛的第三学期,我选听了一门特别的课程——《中国古典道德与政治理论》,授课的是普鸣教授。这门课成了我在哈佛期间收获最大的一门课。
      
      普鸣教授认为,21世纪的美国人和2500年前的中国人一样,都面临自我中心的困惑。他希望通过中国哲学思想赋予美国人具体的、革命性的理念,指引他们成为好人,并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。
      
      我看到,美国精英阶层,尤其是学术精英已经在系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,并对此普遍持一种客观、肯定的态度。不仅哈佛、斯坦福、哥伦比亚等名牌学府,很多其他的美国大学都设有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。
      
      我作为一名中国企业家来到哈佛,希望进行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学习,从而找到自己的位置。但学了这门课后,我发现自己不仅对西方文化不甚了解,对东方文化也不甚了解。我才意识到,自己不仅要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,更要系统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,这样才知道哪些是该吸收的,哪些是该舍弃的,哪些是需要结合的。这样的心态,才是属于未来的。思想转变之后,我开始心平气和地看中国问题,理解中国的现状也容易多了。
      
      2007年年底,基于对市场变化的判断,万科决定将2008年的计划开工量缩减38%,并调低广州万科金色康苑项目的价格。2007年12月13日,我在清华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参加“中英低收入人群住房解决方案比较研究”新闻发布会。记者问:“楼市拐点是否出现了?”我说:“我认可你关于‘拐点论’的说法。”
      
      “拐点论”就此将万科卷入了一场风波。万科因此受到了房地产同行、地方政府的巨大压力和公开排斥。在某市,一些已经购买了万科产品的准业主,觉得自己房子还没到手,开发商就降价,有情绪,冲进售楼处干扰销售,警察来了,却只是维持秩序。当时,我认为政府的行为就是不作为,觉得中国没有契约精神。
      
      原来我理解的契约精神,第一是要自愿,一定是在自由、平等、自愿的原则上达成的契约;第二,契约应该得到执行;第三,如果不执行,对于违约方有惩罚条款,对于损失方有补偿条款。
      
      但在哈佛上了普鸣教授的课之后,我对中国传统的契约精神有了新的认识:中国传统社会是有契约精神的,但与西方有很大不同。区别主要有两点:一是保人制,擔保人的连带责任非常重。二是同情弱者原则。比如,中国某个历史时期的地契买卖,除了有保人制以外,还会规定,如果卖方想赎回是可以赎回的,而且是按原价。这就明显是偏向弱者的。因为如果按西方契约精神,第一,是否能赎回,要看买方是否愿意;第二,赎回肯定是按市场价。
      
      同情弱者原则,对经济社会追求的效率价值没什么好处,但它追求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公平,又与西方社会的某些价值观是一致的。只不过西方在关注弱者时,用的是第三种力量,即慈善、公益的方式,而在中国,政府充当了这一角色。
      
      回头看“拐点论”风波,我就比较容易理解了。但经营上怎么解决呢?我想到的一种可能性,就是利用各种节日,用优惠政策进行促销,既不违背现代契约精神,又尊重中国传统文化。
      
      有了哈佛的经历后,我开始正视、理解东西方的文化差异,并深入思考作为一个中国人,该如何在其中掌握平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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